自2009年新医改方案实施以来，我国医改的重点在基层，在农村。三年的医改最显著的成果，是在基层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保险全覆盖，特别是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发生了根本变革，破除了“以药养医”的旧制度，建立了保障公益性的新制度。基层医改探索出医保、医疗和医药联动的综合改革之路。

2003年建立的新农合，改变了农民没有医疗保障、看不起病、住不起院的困境。据了解，到2011年底，全国参加新农合人数为8.32亿，参合率超过97%，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从2003年每人每年20元提高到200元。随着新农合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卫生投入的不断增加，一系列更为关键的问题应运而生。要想真正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必须先解决这些问题，如，如何建立公益性的医疗服务体制机制？如何引导医疗机构以公益性为根本目标？如何减少滥用新农合基金的现象？如何提高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

医疗改革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靠药品加价维持运行，以药补医机制强化了医务人员的创收动机，导致过度用药和不规范用药现象普遍，药品购销不正之风盛行；医院骗取新农合基金现象多有发生，医务人员价值观念被扭曲，公共卫生服务薄弱；群众负担较重，新农合基金使用效率较低。这些问题固然有投入不足等原因，但核心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体制机制不符合其职能定位，特别是以药补医的机制成为基层医疗体制各方面问题的源头。基层医改正是抓住这些核心问题，不回避矛盾，从源头出发，扭转医务人员激励机制，规范药品流通秩序。

三年医改最显著的成效，是彻底扭转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盈利创收的动机，实现了公益性、积极性和可持续性的统一。通过公益性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包括公益性的政府办医体制、竞争性的用人机制、激励性的分配机制、规范性的药品采购机制、长效性的多渠道补偿机制）引导医疗机构以人民健康为目标，回归救死扶伤的本职定位。具体包括：

一、建立公益性的管理体制

由医疗改革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自我发展、各自为政转变为政府投入和监管责任到位。基本实现每个乡镇拥有一家政府办的卫生院，政府承担投入和监管责任。建设和发展经费由政府保障，经常性收支差额部分，由政府按照“核定任务、核定收支、绩效考核”的办法足额补助，并重新核定医务人员编制。

二、建立竞争性的用人机制

由医疗改革前人事管理僵化、能进不能出转变为竞争性用人机制。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破除身份界限，实施“按需设岗、按岗聘用、竞聘上岗、合同管理”的岗位管理制度，实行“定编、定岗、不定人”，逐步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新机制。除西藏和新疆等民族地区情况特殊外，各地普遍推行全员聘任制，基本完成人员竞争上岗，同时合理安置未聘人员，促进基层医疗卫生队伍结构的优化。

三、建立激励性的分配机制

由医疗改革前主要靠药品收入和灰色收入为主转变为以服务数量、质量、效果以及居民满意度为核心，公开透明、全程跟踪、动态管理的考核机制，考核结果与经费补助挂钩。保障基层医务人员总体收入不降低，实行按岗定酬、按工作业绩取酬，将考核结果与个人收入挂钩，向一线人员、骨干人员倾斜；拉开收入差距，形成有激励、有约束的内部竞争机制。

四、建立规范性的药品采购机制

由过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自行从多个渠道采购药品转变为规范的集中招标采购。201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的指导意见》，推出了主招生产企业、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双信封制、集中支付、全程监控的六大创新举措，使药品采购更加规范有序、透明公开，既大幅降低了药价，保障了药品质量安全，也推动了药品生产流通领域的改革。目前，各地都陆续按照新的办法，开展基本药物的采购工作。

五、建立长效性的补偿机制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收入，依靠财政投入和医疗服务收费两个渠道。目前，各地基本落实了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经常性收支差额补助和专项补助政策。医改中期评估抽样调查显示，医疗改革后，财政和医保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入的补偿比例达到56.6%，比医疗改革前提高了13.1个百分点。

基层医改后，在公益性的体制机制下，以药补医旧机制逐步破除，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的价值取向回归公益性，行医用药行为也逐步得到规范，为百姓服务的积极性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药物全部实现零差率销售，实际销售价格比制度实施前平均下降30%，基层群众用药负担明显下降，骗保现象显著减少，新农合基金使用效率显著提高，新农合政策范围内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已提高到70%左右，最高支付限额已提高到不低于5万元，大病报销比例快速提高。

基层医改以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为抓手，将新农合、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和基本药物制度有机整合，推进综合改革，破除“以药养医“的旧机制，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基层医药卫生新制度，探索出医保、医疗和医药综合改革的中国医改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