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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中国医生“好声音”

来源:    时间:2012年12月11日    点击数:    5星

中国新一轮医改正在以空前的态势如火如荼地展开。医药分开、管办分开、医院运行机制改革、取消药品加成、增设医事服务费、药事服务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医生多点执业、鼓励多元化办医、建立家庭医生制度、多级医疗体系分诊……等等。 全国各地医改试点正在因地制宜、多个渠道、多个方位、多种形式地试图接近人们期待已久的同一个目标:患者就医不难不贵,医者仁心劳有所值!

然而,改革的举措无论从哪里入手似乎都不得不面对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残酷现实------一方面中国医生的合法收入普遍低得可怜,另一方面患者腰包里的钱却又时常被“洗劫”一空!医患关系紧张、袭医事件不断、医闹、回扣、大处方、大检查等等不健康医疗事件把医患双方持续地拖向了不可能“双赢”的歧途。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医患之间道德的缺失还是制度政策的缺陷?怎样提高中国医生的合法收入?又该怎样拯救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危机?在这场关乎全民的医疗改革中,政府、医生乃至患者没有哪一方可以置身局外!

政府积极主导

近十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努力可以说是举世瞩目。

2003年在取得了抗击“非典”战役重大胜利,凝聚了民族精神的同时,一系列经验教训成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

2004年一份名为《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城市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口占44.8%,农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口达到79.1%。民众“看病贵、看病难”等现实矛盾日渐突出。同年,我国启用世界最大的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传染病疫情可在24小时内从基层医疗机构上报至卫生部。

2006年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发展社区卫生的意见》,加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6月30日,国务院第141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牵头,财政部、原人事部等部门参加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这标志着新一轮医改研究制定工作正式启动。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目标,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此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路径开始清晰。

2007年10月,十七大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之一,明确了今后十几年卫生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政策措施,为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

2009年4月6日,《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制定发布,令人瞩目的新医改方案亮相。8月,《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暂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部分)》出台,这意味着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工作正式启动。

2012年3月21日,国务院印发《“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提出到2015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到30%以下,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6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年总结报告》完成。报告指出,新一轮医改统筹推进五项重点改革,如期全面完成了三年医改各项任务。8月30日,卫生部、财政部等公布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开展大病保险,对城乡居民因患大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报销,目的是要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使绝大部分人不会再因为疾病陷入经济困境。

在中央政府医改大方向、大布局不断清晰和完善的同时,各地各级政府和卫生主管部门,也将医改付诸实施的步伐也在不断提速。

北京:试点医药分开,取消15%的药品加成,药品按进价销售,同时取消延续多年的3、5、7和14元挂号费和诊疗费,增设医事服务费,按照医生职级不同,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到知名专家,医师服务费分别为42、60、80和100元,医保统一报40元。

上海:“完善四个体系、健全八项支撑”所谓“四梁八柱”。探索和完善以家庭医生制度为基础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广东: 制定“大病不致贫、中病常规治、小病靠平价” 的医改新目标。在广东全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省委常委、副省长徐少华反复强调“以老百姓的利益为依归推动新医改”。在深圳,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探索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不仅启动“医药分开、管办分开、政事分开”等规定动作并不断推进,而且“中医治未病医防保健体系”和“家庭医生责任制的社康中心“等自选动作也在精彩进行中。

安徽:以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为切入点,推行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以破除“以药补医”旧体制,建立体现公益性、调动积极性的新机制为改革目标。通过统筹推进管理体制、人事、分配、药物、保障制度改革,逐步解决基层医药卫生体制机制问题,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益性的回归。

医生声音“缺席”

与政府主导的医改声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改的主角------医生的声音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缺失。这是个必须引起大家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以老百姓的利益为依归推动新医改”没有错,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同时,无法想象的是缺乏“医生主体”的声音和主动参与,医改能否最终给患者带来利益! 如何发挥医生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是应该首先考虑医生的利益在新医改中不受损,医改本身才能持续?医改的结果最终要体现在医患关系中,医生提供服务质量的好坏,不但关系到对患者的医疗服务水平,也关系到医改能否实质性地推行下去。

事实上,医生不愿站出来说话,积极地为中国医改献计献策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原因。

我国长期滞后的公立医院事业单位管理从体制上规定的各级医生的工资水平过低。据一位县级医生介绍:一名将要为患者实施开颅手术的“高级大夫”,进手术室第一件需要做的工作是约进来外面的私人理发师,把病人的头发全部剃光,理发师用15分钟左右可以挣到20块钱。医生呢? 如果这台手术是晚上12点以后推进手术室来的,脑外科手术短的做三四个小时,长的做到第二天早上,还得有四五个助手、护士。有人知道加班费是多少吗?一台手术给10块钱的加班费!如果病人是晚上12点之前推进来的,5块钱!你相信吗? 20块理发费并不是很高却是市场的真实价值。医生加班费10块钱是由政府行政机构在多年前定下来的,是定的太低而不是医生拿得太高。可以想象,如果这种体制制约下的价值缩水时刻包围在医者周围而又得不到改变,医生积极参与政府主导的各项医改将会是可以期待的吗?

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的一位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进行制度改革,医生的工资不能寄望于政府来改变。给医生提高多少的工资提个提案,如果通过将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不仅从政治上行不通,从管理上行不通,财政上也受不了!”“每个人都知道医生收入低,怎么提高待遇?必须有制度上的保障,希望千万不要寄托在靠行政机构给你定工资上。唯一的途径就是走世界上前人已经走过的路,给医生松绑,给他们一个创业的空间和平台。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由于长期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医生已经被推倒了矛盾的最前线。加上部分医生确实存在对病人态度冷漠、拿回扣、收红包等种种让老百姓诟病的行为,导致在社会的评价系统中,医生的形象较过去有较大回落甚至评价偏负面。某种程度上社会缺乏对负面现象的深层了解。正如有位学者说,难道中国这么多的医生开大处方是集体的道德沦丧?不能用监管不力或者道德的集体沦丧来解释这个社会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制度有问题。

在这种大背景下,能站出来阐明自己利益为医改说话的医生不多、说真话的医生就更少!因为说假话随声符合,不愿意;说真话正本清源,挨板砖。干脆保持沉默最好!

一位学者谈到:目前,公立医院的医生的定位是国家管理管制下的事业单位,我们的医生兜里面揣着俩本本,一个是红本本,一个是蓝本本。蓝本是决定了医生有没有技术能力,这是全世界都应该有的。还有一个红本本,没有经过本单位的同意不可以在院外提供白衣天使的服务工作。制度安排把医生手脚都拴死了。不解开这个制度束缚,所有所谓鼓励多点行医、理顺多级医院关系的医改政策难以真正落实,也难以倾听到真正的医生心声。

医生声音的“缺席”不仅反映出医生因害怕而不敢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而且极可能表现出对医改采取一种“消极”态度,这一方面会导致社会对医生的评价更低;另一方面,医生的“消极医疗”最终会传导到患者身上,从而受害的终将是病人。

应该看到,医生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形成周期之长,在社会各专业中几乎是无出其右的,而医生的工作也是以强度大、风险高著称。所以,让医生获得较高的合法收入理所当然。世界多数国家,医生都是社会上体面的职业,受人尊重,收入在社会各阶层中也居上。而目前在我国,医生的社会地位不仅不高,收入更比不上IT、金融以及一些垄断行业和公务员,与他们的付出和投入不成比例。造成合法收入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IT市场化了,金融是垄断的,而医生的收入则是被改制后与国际接轨的公务员们制定的!

中国医改的成功不可能缺少各级政府的主导。事实上几年的医改历程,我们也从来不难看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医疗主管的身影、也正是他们在奏响着一个又一个医改主旋律。 然而,随着医改的深入,其实我们应该听到更多的是来自医改主体----医生的声音,那才是医改中的“中国好声音”!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医生“好声音”的背后俏俏走来的一定是政府和医生共同期待的患者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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