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前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长期在公共卫生领域从事行政管理、流行病学和公众健康促进专业研究工作。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对于医改、医生和疾控，他有什么话要说。

医改：应探索创新社会办医机制

今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好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例如探索创新社会办医机制。这个提了很多年，到底怎么推进，没有政策，没有机制，应该尽快探索。像发达国家大部分医疗机构是社会办的，收支两条线，和利益完全脱钩。我们现在的很多弊病，所谓的拿回扣、收红包等，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那就说明肯定是政策、制度出了问题，要研究怎么解决，怎么确定新的办医体制，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没完全涉及。

对于为什么要改办医体制，王陇德说：“现在我们绝大部分是公立医疗机构，但所谓的公立医疗机构又不是真正的公立医疗机构，像香港公立医疗机构90%的资金是政府给的，而咱们90%的资金是自己挣的，这是个重大问题。”

王陇德认为，一定要加强社会办医，否则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解决不了。国外一般70%~80%是社会办医，像日本94%是社会办医，而国内总体上只有5%左右。要做好区域卫生规划，创新社会办医机制，出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办医。

此外，医药分开有一定问题，这不是行医的一个普遍规律。比如说急救病人、住院病人，医药能分开吗？中国这个经营方式，患者自己买回来的药，医生敢用吗？国外是8小时药师值班制度，药都是有保证的。他把医药比作士兵和武器，药是医生的常规武器。把士兵和武器分开，还能打仗吗？医药的弊病不是在一起经营产生的，是制度产生的，所以要研究产生弊病的机制到底是什么。

医生：多点执业符合行医规律

医生收入和付出非常不对等。做医改就得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否则改不好。有人说能不能提高医务人员工资，但社会很多方面会攀比，实施起来也比较难。但有一个提高医务人员待遇的办法，就是推行多点执业。医生就是自由职业者，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规律，我们现在刚刚起步。现在很多专家周末偷偷摸摸到哪儿去做手术，还怕单位知道，应当纳入管理，对病人更安全。还可建立一个纵向的服务体系，培训当地医务人员，方便老百姓就近就医。

对于公立医院收支两条线的好处，王陇德表示，医院的收入全部上交财政后，政府可以把资金拿出来去补给弱势群体，去支持农村，去支持公共卫生服务。世界银行预测我们今后20年会增加2到3倍的慢性病人，将是不得了的状况。但这些病是可以预防的，大部分人是可以不得的。发达国家慢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双双下降，我们还在快速往上升，这种状况怎么去改变？医疗机构就必须做预防控制，政府就应当买单。

疾控：急性传染病控制需改进

医疗机构大部分的钱要自己挣，这导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医疗机构该实施的公共卫生做得比较差。拿传染病防治来讲，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和传染病防治法实施情况进行专题询问，我们发现的情况是，如果再来一个像SARS一样新的人传人的疾病，我们照样是那样一种杂乱状态，照样会传播开。

因为医疗机构是最主要应对阵地，要发现病人，然后现场控制。我们去年做了考核，一个专家扮作鼠疫病人，从河北省张北鼠疫疫源地出发到北京，到8个医疗机构就诊，没有一个医疗机构发现。鼠疫比SARS要严重多了。我们检查过程还问了门诊大夫，鼠疫病人有哪几个症状，哪几个病理类型，应该怎么办，许多大夫没答上来。

对于这样一种传染病防控状态，王陇德说，首先政府得重视，从政策上明确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职责到底是什么。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医疗机构，公共卫生应由政府买单。可是买什么现在没有明确，所以政府保障不了。

像急性传染病控制上，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患者的卫生知识素养，患者自己要知道什么症状得赶快就诊。现在为什么H7N9患者病死率那么高，大部分是拖了，到医院已经双肺功能不行，再救就来不及了。第二个环节是医疗机构怎么加强敏感性，很快发现、确诊现场控制，这非常重要。第三个环节就是尽快报告，对这个事件作出反应。

从SARS开始，我们加强了第三个环节，但是前两个环节到现在为止没有多大改进，这是非常危险的。

王陇德不仅谈了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医改机制、医生执业问题，还强调了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疾病控制问题。不消说，我国目前的传染病防控状态不容乐观。希望有关部门对此问题加以重视，保障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