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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中国医生:我们干,还是不干?

来源:环球医学编写    时间:2014年03月31日    点击数:    5星

暴力伤医何时休?如今的中国医生犹如行走在刀尖上,步履维艰,步步惊心! 从2月4日到3月17日,据公开报道进行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发生伤医辱医事件13起,而且发生频率正在加快,名单还在不断被时间刷新。目前,中国医生的处境如何?有着怎样的道德困惑?当前的医疗环境给医患双方造成哪些危害?中国医疗困惑的出路在哪?

中国医生的处境如何?

当前,中国医生的处境到底如何?以下医务人员的讲述或许道出了其中的艰辛。

张中银,东莞东华医院副院长,是一名内科医生。一周之内,只有一天下午有半个小时的空当来见记者。他说,在医院里,自己还不算最忙碌的,外科医生,有时一进手术室就是整整一天,B超医生,常常连饭都没时间吃。“口渴了不敢喝水,因为怕上厕所耽误时间。”“任何单位在晚上都可以关门,只有医院不能;任何人面对大灾大难时都是往外跑,只有军人和医生在往里走。”这是张中银的慨叹。

 

梁玉(化名)是成都一家大医院的内科护士,她的基本工资是2500元,加上绩效工资,一个月到手4000元左右。她感到满意,因为成都生活成本不高,相比四川最好的华西医院的护士,她还高出一大截。而不满意的是工作压力太大。上夜班时,内科只有她一个护士,照料20多个病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每隔两小时就要查一次基本体征,因此她必须随时保持清醒。工作压力还包括考核压力,三天一大考两天一小考,一个月下来要考十几次,90分合格,一次不合格扣罚200元,两次不合格当月绩效工资全部泡汤。因此在工作的时候,她和同事们脑子里想着的都是考试。

 

道德困境:医院里心照不宣的秘密

3月22日凌晨3时许,值夜班的梁玉在内科护士站,一名护师走进无菌配药室,打开柜子,提起一个塑料袋离开。那个塑料袋里装着这半个多月“省下来”的药物。不是普通的药物,而是昂贵的处方药。有人血白蛋白,国产的一瓶好几百,进口的得上千元。梁玉不敢说话,护师比护士职级高,自己在她手下做事。

 

这是心照不宣的秘密。医生给病人开了贵重药剂,护师在无菌配药室配置准备注射的时候,有时会偷偷藏下一瓶。如果没有医生处方,这些药在市面上买不到,但社会需求量又很大。护师拿出去,加价一倍都能迅速转手。

 

秘密不止于此。有的医生为了多拿一点药品提成,会把药开多一点。针剂开大了怕打出问题,那就选择浪费,注射液只需两支,就开三支,第三支只抽一点点就扔掉。梁玉认为,社会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也并非盲目。

 

当前的医疗环境给医患双方造成哪些危害?

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它遭受的责难和面临的现实矛盾都会是其它行业的倍数规模。去医院的人又都普遍身怀痛苦,心理脆弱,相当一部分人还对经济负担极其敏感。这背后是社会保障水平与医疗发展水平的极度不匹配。

我们的社会保障水平停留在第三世界,医疗水平则已世界一流。但财政对公立医院投入太少,而对民营医院,投入更是几乎为零,医院一方面不得不去努力挣钱,一方面有冲动放开手脚赚钱。病人的低保障与医院的创收压力叠加,看病贵就空前凸显。

 

恰在此时,中国的人均GDP正处在“中等收入陷阱”区间。这个区间内,也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时候,社会信任度极低。医疗行业也不例外,甚至像雪球一样,把其它社会领域的矛盾也滚了进来。一个名为“空鼻症自救联合会”的QQ群里,许多人每天都在叫喊着要杀死医生。

 

而当医生群体掉入安全困境之后,患者的安全问题一样浮上水面。大处看,医生的职业不安全感会影响医疗技术水平的提升,小处看,则会导致医生治病时缩手缩脚,治疗方案“不痛不痒”,治疗效果则是“不死不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从内心上说,这并非医生所愿,而是源于职业恐惧。四川新津县人民医院有一名医生,原来技术纯熟,现在一遇到危重病人要抢救,就会双手发抖,医院一直在对他进行心理开导。

 

有时候,恐惧源自于对法律后果的无法预期。医生手写的处方、病历可直接作为司法证据。这看似保护了尽职的医生,实际结果则可能完全相反。一个医生,一年可能要写上万份处方、病历,绝对无法做到份份完美。大多数情况下,医疗纠纷的患者当事方并不愿走法律程序,即便走上法律程序,医生也可能是弱势的。

不过医生依然呼唤法律,更细致和严厉的法律。

 

中国医疗困惑的出路在哪?

从南京口腔医院护士被打事件开始,舆论的同情心,不自觉地转向了医生。医患矛盾难道是一道无解的题。其实,也并非如此。在成都的新津县人民医院或许可以给困惑者指一条明路。

 

在成都,凡有医疗改革措施出台,新津医院都是第一个试水。新津县人民医院院长温尔刚去年从四川省人民医院调至该院,成为一个“寻路者”。

 

去年10月1日开始,新津医院在成都试点取消药品加成,同时提高治疗费、病房服务费,以肯定医生的专业知识价值。治疗费和服务费的增加部分,全部由医保报销,避免病人支出的此消彼长。

 

在各类医疗纠纷当中,最常见也最难处置的情况是患者的突发性死亡,医生的技术性话语系统与死者家属的情感性思维系统无法对接,矛盾纠纷不断发酵。新津县在历次改革中找到了一些经验。该县30.87万人口,通过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走访调查,全县95.33%的居民都已建立电子健康档案。患有心脑血管病的病人被重点关注。普通高血压患者由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跟踪,高危病人则由县医院负责。

 

医生经常到高危患者家中指导平时的生活和用药。这种日常接触,便于一次次地告知、分享病情以及预后,他知道你关心他,将来某一天患者入院突然死亡,家属不理智的可能性就很小。温尔刚说,“家属总认为 “好端端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我们的前期工作就是告诉他们,人并不是好端端的。”

 

新津县的探寻,会让许多地方政府摇头:工作量太大。温尔刚说,真正做下来也没想象的难,因为高危患者人数不多,除了家访,还常常组织他们参加针对性的讲座,保证“前期预警”一一落实。

 

行政部门常常被认为与医院同穿一条裤子。新津县建立卫生投诉中心,随时接受患者投诉,及时反馈处理结果。每月由药事管理委员会对县乡两级处方进行点评,发现不合格的及时公示和处罚,原本不知情的当事患者一样可以看到。

 

心理坚冰,步步消融。过去4年时间里,新津医院的门诊人数从10万增长到50万,医闹则已在去年完全绝迹。温尔刚说,作为医生,完全不必心理沮丧,毕竟伤医事件概率极小。

如今,“干还是不干”成为了许多医生心头不断打转的问号。医学有许多的不确定性,医生需要患者的理解,千万不要等到有病无医时才追悔莫及!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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