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内很多病患家属来说，生病了住院给医生送红包似乎成了看病的潜规则。尽管我国出台了不少抑制红包现象的相关政策，但收效甚微。病人为什么会送红包？医生为什么会收红包？国外医生对待“红包”的态度如何呢？医生收红包是中国特色吗？如何才能真正彻底解决“红包” 难题？

随着病患送红包、医生收红包现象越来越严重，已经不是仅靠道德呼唤就能够抑制的。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连续加强监管，颁布一系列相关的政策。2012年8月1日，当时的卫生部就《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协议书纳入病案管理，引发社会极大关注；2013年年底，国家卫计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其中包括不准收受患者“红包”等内容；2014年，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开展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时须和患者签订不收、不送“红包”协议。但这些政策均收效甚微。

病人为什么会送红包？

既然国家出台政策禁止“红包”现象，那么病人为什么依然会送红包？主要原因如下：1、社会风气如此，不送没有安全感；2、希望得到额外的照顾，尽快把病治好；3、个别医生医德差，暗示病人送红包；4、疾病痊愈，对医生表示真心感谢。

医生为什么会收红包？

医院红包现象的产生有其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1、社会收入不平衡，医生收入偏低，导致部分医生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收取份外报酬。

当前社会收入极不平衡，医生的收入水平并不比其他行业收入高。我国多年前进行的医疗分配制度改革，没有真正形成差别收入分配制度，大多数医院里的专家收入水平和普通医生相差无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掌握较高技术的医生就产生了利用自己技术优势创收的心理。一些医生利用休息时间到其他医院“走穴”创收，但一些医院禁止医生到其他医院做手术赚钱。在对医生限制“走穴”的同时，对其收受红包一事也就予以默认，于是红包现象便应运而生，并很快发展。

收入不平衡可以导致非正常创收的心理，而医院现行的工资水平不能够体现专家价值的薪水来保证医德的廉洁。多年来我国医疗服务价格一直较低，国家考虑的是患者的普遍承受水平问题，但仅从承受力来考虑并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反而会使整个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由于医疗服务价格过低，病人都挤大医院，而真正需要大医院医生诊治的疑难重病患者却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看病难、手术难的问题越发严重。红包就成了这一低价格服务机制下的“额外补偿”而产生并漫延。

2、患者和医生之间供需矛盾突出，为红包现象的产生和漫延创造了条件。

医生的成长和技术水平的提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积累过程，这也是当前医患供需矛盾的主要原因。由于专家级医生数量少和看病人数多的矛盾突出，在一度程度上助长了红包现象。患者向医生送钱希望让自己能够及早得到有效和安全可靠的治疗，红包在大城市大医院、特别是手术较多的专科医院里较多。而在医院门诊、中小医院，红包现象就不突出。因为中小城市的医院本身病源不足，没有形成卖方市场，所以红包现象也比较少。

3、从众心理的推行作用。

每个人都有从众心理，当某种行为不被多数人接受的时候，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大都会对该行为采取排斥心理。反之，当某种行为被大家认同的时候，这种行为也同样会被群体成员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群体成员都不会成为集体行为的反对者。红包现象之所以能够在医生中流行，从众心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4、不合理医药制度下催生的红包现象。

目前医院里广泛存在的收红包现象，与医院目前的医药管理和采购制度有关。根据国家规定，医院的药品必须来自正规的医药公司、药品经销商或个人，只有借助医药公司才能进入医院。很多药品商投靠在某医药公司名下，从代理商或厂家联系药品后再通过熟人、关系，打通医院的院长或主管副院长后进入医院。药品商进入医院后须先行交一笔药品的“进院费”，随后再找具体的科室、联系负责人和骨干医生，希望多开自己的药品。在这个洽谈过程中还要交数千元的“进科费”。然后再跟药房、收费处建立联系，将其变成按药计钱和统计开药数量的重要部门。在这个过程中。药商要交“赞助费”、“评审费”等等，之后还要经常走动、看看医生、拉拉关系，提醒医生多开自己的药品。

5、红包行为难查处。

一般来讲，红包现象与普通的行贿、受贿不同，也就是说，患者向医生送红包的目的是请医生施以照顾，并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和医院的利益。很多红包行为的发生是私下交易，并不十分公开。有关部门调查时，患者一般是不会讲的。

英、美、德医生如何做到不收红包？

综观世界各国的卫生体系，没有“红包”现象的国家比比皆是。这些国家卫生体系的结构有三种类型：

一是以英国为代表，其卫生体系是高度集中的国有化体系，国家通过收取税金来支付给医生可观的工资收入，医生不收“红包”。

二是以德国为代表，其卫生体系的核心是建立在传统的俾斯麦模式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上，在这种卫生保障体系中，医疗组织与健康基金组织之间就医务人员的工资待遇不时地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协议，其收入是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3～4倍。

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卫生体系结构，其大多数卫生经费来自分散的私人健康保险组织，这种市场形式为医生提供了公开化、商业化、优厚的工资收入。具体来说，保障美国医生不收红包的条件主要分为以下五点：第一，美国有医生的自律组织，包括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两种；第二，医生在美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丰足的经济地位；第三，在美国人们的收入及消费大多是通过信用卡来进行的，包括工资和各种收支，现金很少流通；第四，美国医生在开始接受医学教育时，医学伦理教育就始终与专业课同步进行，目的在于解决“谁来救治‘救治者”的问题；第五，美国有一整套医疗保险制度和组织来保护病人的利益，监督和保证医疗质量，制约医生的行为。

上述三种卫生体系结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高透明度。如果卫生经费来自税收，纳税人能够知道收了他们多少税、有什么法律依据。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卫生体系中，卫生经费来自保险金，被保险人要清楚支付多少保险金，可以享受哪些类别的医疗服务。

医生收红包是中国特色吗？

医生收红包，不但严重损害医生形象、恶化医患关系，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但其实红包在国外也不鲜见。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教授曾研究发现，病人送“红包”是一种扭曲的模式，是一种特有的“灰色市场”，这种情况在东欧国家尤其常见。

科尔奈教授发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阶段，医生的收入分为两块：合法收入和非法（半合法）收入。在发达国家的传统市场经济中，医生是收入最高的职业之一。但在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医生在正规场所的收入仅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3～2.0倍。这种相对较低的收入比例，使医疗工作者非常不满。其实中国面临的也是这种情况。正因为如此，病人就试图通过送“红包”来影响医生，以得到更及时、更多的医疗服务，为自己争取一定程度的选择权。医生感到自己的工资收入，与其他人的收入有较大差距，对病人送的“红包”也就照单全收了。

科尔奈教授认为，“红包”现象是封闭社会残余的象征，它以一种极端明显的形式表现出这种社会的隐蔽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公共事务与众隔绝、人际关系被玷污、信任度受损害、道德水平和价值观念受冲击、朴素而诚实的话语逐渐消逝。医生与病人在这种“隐蔽性的市场”中，成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合谋者”，使金钱秘密地流动在国家税收系统的控制范围之外。

“红包”现象的发生率与发展程度及治理“红包”现象的进展情况，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标准，可谓是一个国家卫生改革进展的“晴雨表”。更为主要的是，它还表明了国家结构转型、社会道德进步及其政治领域立场的变革情况。

如何真正彻底解决“红包难题”

既然红包是一种中国医疗体制的“病”，就不能讳疾忌医，要直面病灶所在。如果说塞红包是医疗服务的需方在“涨价”，那么各大医院搞的所谓“特需门诊”则是另一种涨价、另一种“要红包”。我国医院的“特需门诊”的医生，不仅要坐“特需门诊”、“专家门诊”，还得坐“普通门诊”，一样的医生，收费却是不一样的。平心而论，目前十元八元的挂号费，没有体现医生诊断服务的真实价值；说白了，医生、医院单靠诊疗费是活不下去的，那就衍生出过度检查、药价虚高吃回扣，以及红包等问题。

医生的诊疗服务价格该涨还是要涨，要让市场机制说话，否则就会有其他灰色的交易。生生捂住不涨，对医生、患者都是煎熬，比如诊疗收费低、时间短，医患难以建立起码的互信，医生编派患者四处做检查，患者有一肚子问题，医生却没有时间听……而挂“特需号”时，双方的心理预期、诊诉互动就正常多了。所以，非常有必要把红包所体现的医生的真实服务价值，还原为医生的阳光收入。

但反过来说，如果诊疗费用能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职业尊严，那么医药回扣等灰色收入就要彻底断掉。

“红包”问题，绝非一纸协议能解决。只有从根源抓起，才能逐步解决这个困扰我国医疗领域多年的“痼疾”。想要真正杜绝“红包”现象，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1、提高医生正规收入，加强医生地位

2、解决医疗资源供需矛盾，平均分配医生资源

送红包的一般是针对大医院专家级医生，这样的医生目前是稀缺资源。与任何市场关系类似，医疗资源紧张的状况下，必然形成卖方市场的格局，甚至在一些特殊领域、特殊病种中，出现绝对垄断的局面。我国千人拥有医师1.2个，发达国家是2.8个，中等国家是1.9个；我国千人拥有床位2.4个，发达国家7.4个，中等国家3.7个。这种供给与需求长期严重的不均衡，才是“红包纠结”与医患矛盾的根与源。

3、加强监管和惩罚力度，严禁医生拿红包

目前，红包现象之所以会泛滥，有一部分原因是现有的惩戒机制作用十分有限，收红包所面临的风险和代价比较低导致的。因此，要加大惩戒力度，一旦查实收受红包就终生吊销其行医执照，通过制度使医生们根本不敢收受红包。这些做法虽并无新意，但在国外特别是医疗体系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正是通过这些方法保证医生不收红包的。此外，患者也应该积极举报，发挥监督作用。

4、科普宣传教育，提高对医生信任度

医生其实并不是都要拿红包才能看好病。医生真的会那么黑心故意遗留手术器械、纱布在体内吗？事实上，医生不拿红包其实也很难“故意做坏事”。除了让公众知晓这些医生的“底线原则”，国家还需要加强科普宣传，让社会公众懂得红包的危害性。红包现象的不断严重只会让医疗卫生系统变得更加不公平和黑暗，只有从源头出发，才能抑制这种现象的蔓延。另外，公共媒体平台应减少一些医患纠纷报道，不应该渲染和夸大医疗纠纷事件，加剧医患之间的不信任。

日本小说家东野圭吾在《白夜行》里有一句话：只希望能手牵手在太阳下散步。让我们的红包也这样吧，希望我们以后送出的红包都是因为感谢，而不是惴惴不安！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