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美两国的医疗体制各有千秋，但不少人也很想了解美国这个世界巨头的医疗到底如何，美国的医生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工作，他们是怎么给患者看病的。一名华裔医生分享了他在美国当医生的感受。

我叫“秀实”，爸爸当年为我起名的时候，显然没有预见到有一天我会在美国当医生。“秀实”这个名字用英语说，听起来极像日本“寿司”。这让我有点尴尬，美国人却觉得很酷。

我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 （现附属于吉林大学）六年制英语医学专业，之后到北京阜外医院麻醉科工作，期间也在阜外心脏内科轮转了一年。3年后，我来美国念研究生。在哈佛读完博士后，我通过了美国医生执照考试，现在在美国洛杉矶圣盖博地区做心脏内科医生（兼顾心脏影像学）。来美7年后，我重拾本行，一转眼已经是第13个年头。

圣盖博地区是巴顿将军的故乡，华裔人口比例相当高。当地的华人社区是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之一，我们接诊的病人中40%是华人。

我服务于6家医院，这在中国目前是很难做到的。在美国，医生和医院是平行关系。医生不是医院的雇员，而是跟着患者走，医院则想办法吸引我们带病人过去做手术和住院治疗。我所在的团队里有7名心脏科医生，设有4个诊所。不包括住院病人，我们诊所一周接诊近800人。这800人当中包括来做检查的病人，例如心脏超声、血管超声、运动负荷试验、核医学检查、 动态心电图等。

我每周出两天（其中两个半天）门诊，剩下的两个半天和两个全天要做手术。每天都要对住院病人进行查房会诊，工作强度大，节奏快。作为私人执业者，我们不需要带教住院医和专科训练医生，但是大事小情就得事必躬亲。在美国，百姓就医不迷信大医院，99%的医疗需求都是就近解决。除了换心脏，心血管方面其他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这得到治疗。

美国医院没有门诊，只设急诊，处理需要立即救治的病人。 急诊医生稳定病情后，病人多数回家，一周内去看家庭医生，少数严重的收治入院。病人回家后，由家庭医生负责。如果不舒服，病人不需要自己判断要去看哪一科的医生，家庭医生会做推荐和转诊，比如心悸气短、胸痛就来看心脏专科。一个好家庭医生的作用说再大也不为过。

因为不设门诊，美国的医院里总是安安静静的。美国人平时看病都在医生的诊所，采用预约制，也有小量临时无需预约的看诊名额。这种制度造就了另一种形式的“看病难”——有可能预约到的看病时间要等到一个月之后。新病人常常会担心，等待就诊这么长时间，真要真不舒服怎么办。作为医生，我们尽力让病人获得全天候的关心。比如，我们告诉病人有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医生会通过电话答疑；药吃完了，护士就会帮患者把药续上。当然，即使有了这些解决办法，诊所仍然要尽力缩短患者预约后的等待时间。

今年8月，我回北京。看到阜外医院挂号厅的人山人海时，我想，来挂号的一定不是病人本人，否则盛夏里如此拥挤，心脏病就算稳定了也会复发。

记得2010年我回国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姑姑胸痛，去的是一家省会城市的小医院检查身体。我目睹了她的就医经历。挂号并不难，医生没有多问病史，听病人主诉胸痛后就让去检查。经过上上下下地缴费、抽血、做心电图之后，姑姑终于再次坐在医生面前。病人被告知心电图诊断心肌缺血，建议住院输液通血管。还好我在场，坚持说没有看见心肌缺血，姑姑才幸免住院。看诊结束后，我总觉得这病看得不明不白的。于是我为她解释每项检查都查了什么，结果如何，应该用什么药，注意什么，详细说完也不过5到10分钟。而这几分钟，或许就是就医过程中的“最后一公里”吧。

美国医生和病人之间有种“拥有感”——你是我的病人，我是你的医生，这是一种长期合作关系。医生再高明，药再好，病人这个主体不配合也不行。所以作为医生，我们不仅为病人推荐必要的检查和治疗，还会解答为什么建议手术，什么时候是最好时机，手术的好处和危险，不做有何后果，手术是怎么做的，病人会有怎样的体验，术后恢复预期，诸如此类。每一次看诊，双方满意了才算完，医患之间建立了信任，病人也因此能更好地听取医生意见，遵循医嘱。这种关系能让病人及时防病治病，提高整体健康水平。

医患沟通时，懂得倾听的医生可以让整个治疗过程事半功倍。医生这个职业像侦探，从蛛丝马迹中探知病情，而病史就是一扇门，聪明的大夫可以从病人神态和肢体语言中找到开门的钥匙。

可惜现在很多医生没有耐心去听。其实了解详细的病史并不花费太多时间，关键是要学会提问和倾听。举一个例子，今年89岁的英国著名编舞师吉莉安·林恩小时候坐不住，被学校当作问题少年，按现在的诊断就是有多动症。学校老师意见一箩筐，她妈妈没有办法，只能求助心理医生。医生听完妈妈的诉说和抱怨，没有说话，请妈妈出去，打开桌上的收音机，孩子立刻翩翩起舞。之后，医生请妈妈进来说：“你的女儿什么毛病也没有，她是个天生的舞者，送她去学舞蹈吧。”后来，吉莉安先是成了皇家芭蕾的明星演员，后来成了著名编舞师，并受封女爵士。试想那个心理医生如果不愿意主动了解这个孩子，仅仅开点药，试图让她安静下来，那么一个舞蹈天才就会被抹杀。

在微信上，我听说过很多关于国内医患关系紧张的事。我很庆幸患者爱我们。有患者来随诊，送来白玉兰，我别在白大褂上，果然心情也跟着芬芳了一天。在美国没有红包，患者送礼物都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我的原则就是从患者利益而不是我的利益出发考虑。 比如，我的一位肾内科同事的妈妈是个护士，有心律不整的问题，这个症状困扰她3年，是合适的消融对象，转诊过来让我做射频消融。从心电图形态判断，病灶定位在心脏的心室间隔，位置很深，我来做有85%的把握。我就将病人介绍给了其他更有把握的医生，结果手术成功，皆大欢喜。想想做个医生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局限有多么重要又不容易；虽然失去了满足自我的小虚荣，但病人是明白的。年底时收到了病人送来的感谢贺卡，我心里暖暖的。

在美国当医生也是了解社会的窗口，能看到一些社会问题。 医生在美国是个高收入又受人尊敬的职业， 所以山姆大叔在收税的时候对我们毫不手软。美国对穷人的福利好，本意是希望给需要帮助的人保障，可是也就因此养了一批懒人。我见过有的患者，拿着穷人保险，却穿着入时，用着iPhone 6 Plus，比我的手机还好。还有一位前来看病的42岁的单亲母亲，生了7个孩子，最小的才3岁。那边她21岁的女儿又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我担心再多的税也不够养她们。

做医生是件荣耀的事情，我每天就像只忙碌的小蜜蜂，很累但很快乐。

看了这名华裔医生分享的他在美国当医生的经历，我们的感受是轻松愉悦的。正如美国优雅的大学校园为美国研究者创造了一个好的学习和研究环境一样，美国医院也给医生创造了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在这个氛围中，医生为患者提供了更规范和人性化的服务。好的环境需要好的理念、好的制度设计，中国的医疗体制也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