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医生尤格•布来克写的《无效的医疗》最近在医学界广为流传。近日，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在媒体公开表示，在美国40%的医疗是无效的；在我国这种现象也已经非常突出。在一些医务工作者看来，过度医疗的问题充斥在几乎所有科室的方方面面之中，背后既有为医院创收的动力，也有自身规避医疗风险的考虑。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医院、诊室、医生都是过度医疗的直接受益者——医院以经济指标来创收，诊室、医生则通过过度医疗来提成。而为过度医疗埋单的，则是广大患者和国家财政。

过度医疗也有医生自身规避医疗风险的考虑。北京地区一家知名三甲医院的医生张琳透露，对于像内外科这些手术比较集中的大科室而言，过度检测背后一大原因就是为了规避医疗风险。因为内科的疾病更复杂，医生希望列出众多繁复的检查后尽可能降低病人手术并发症风险，为此也可尽量降低自身的追责风险。“如果医生什么都给病人查了，一旦日后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责任就不在医生了。”

在医患关系持续紧张、医护人员动辄得咎的当下，医生希望列出众多繁复的检查，尽可能降低病人手术并发症风险和患者病情症状遗漏的概率，也可尽量规避事后被责难的风险。有鉴于此，如果能够为医护人员营造宽容的工作和职业环境，客观上有利于减少医生为了规避医疗风险而过度医疗的动力。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则表示，因为临床治疗中可能会碰到较为复杂的情况，每个患者的病情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即使是同一种疾病也可能有不同的表现，而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时期也应该采用不同的治疗手段。因此，医生需要数据来确诊，有时医生采取全面检查的手段，其中哪些检查是正确诊断所必需的、哪些是多余的，都是由医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水平而定的，那么，对过度医疗的判断也就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指标。这种情况之下，“过度”的说法也就应运而生。

在我国，医疗资源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个是优质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另一个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虽然存在个别过度诊治的现象，但更严重的是治疗不足的问题，很多肿瘤患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因为经济原因或听信偏方而放弃治疗的病例很多，一些患者在外面辗转三四个月后再回医院治疗，病情已经恶化。这种情况在乡村特别严重。这些年，新农合为乡村群众带来了福音。如果将体检纳入医保体系，这样的政策温暖和制度善意不仅可以缓解医疗资源的矛盾，而且还可以促进社会公平。而在城市也可以收获类似的效果，特别是能缓解因病返贫问题。当然，加强运动健康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基本医疗保健知识的普及，也有利于“过度医疗”问题的解决。

由于目前在任何疾病的治疗上都没有最理想的办法，存在着千人一方、万人一药的现状，实际上没有两个疾病患者是一样的，所以要个体化综合治疗，避免治疗不当或过度治疗，使患者受益最大化。我们反对随意诱导开药、诱导体检，但若真碰上疑难杂症，也不应随意怀疑医生的各种检查。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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