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顾名思义就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纠纷。但是，我们今天要报道的这例医患纠纷有点特殊，患者本是也是一名医生，一名从事脑血管病介入工作的30岁出头的神经内科医生。

2018年，这名医生患者患上了自身免疫性脑炎，曾予以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本以为痊愈出院，身体恢复如初，没想到，半年以后出现了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梦打得粉碎，因此质疑医院的治疗方案没有考虑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希望能讨个公道。

医生患者想讨公道 治疗方案没有考虑生活质量

这位医生患者，自称是浙江台州某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李某，给曾经救治自己的医院写了一封公开信，将自己生病治疗的经过，详细地进行了披露，大致如下：

2018年12月，因突发精神行为异常10天，入住浙江省某大三甲医院，被诊断为“自身免疫性脑炎”。

治疗期间，曾予以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甲强龙针500毫克，每日一次），后病情好转出院。

至今年下半年开始，却逐渐出现行走困难、左下肢麻木疼痛，左髋关节活动不利等症状，严重影响了工作和生活。

会诊专家认为，考虑为大剂量激素冲击引起的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左侧股骨头坏死3期，右侧股骨头坏死2期。需要保髋手术治疗，如果后期病情进展严重，可能还需进行换髋手术。如若不及时治疗，将面临终身残疾瘫痪可能。

医生患者李某表示，这样的结果显然无法接受！我刚刚从一场重病中康复过来，满怀信心地重新回归到了临床工作，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面对如此灾难性的后果，我心里痛苦万分，实在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我今年才34岁，正是事业起步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我却可能再也无法身披铅衣从事我所热爱的神经介入工作了，也无法登山、跑步，拥抱大自然，甚至无法怀抱我襁褓中的孩子。

现在的我，每天忍着剧痛，边吃止痛药边挂拐杖，坚持上班。

我是家中顶梁柱，又是独子，上有体弱多病的老父老母，下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大宝刚满2周岁，二宝才满3个月。我背负着巨大的家庭压力，一旦我再次倒下，对整个家庭而言，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我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我作为一位病人，同时也是一名医生，并非忘恩负义之人。我真诚感谢贵院医师，在我病情最危重的时刻收治了我，把我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

但是，贵院作为省内的权威三甲医院，代表着我省最顶尖的医疗技术水平，如果治疗的目的只是为了救命，而不重视病人的生活生存质量，这样的治疗结果无疑是失败的！

并且，贵院在使用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的过程中，未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比如抗凝、活血、他汀降脂等药物保护治疗。在我出院后又未告知及时随访，未明确告知存在股骨头坏死的风险，需定期拍骨盆平片检查。

所以，我在此怀着无比沉重和复杂的心情，诚恳地提出申诉，希望贵院领导能真正重视这件事情，妥善处理，给我本人和我的家庭一份生活下去希望。让作为医生的我能够重新有尊严的昂首站立！

生命和生活质量 该如何取舍？

对于生命垂危的患者，治疗往往难以两全，更多的是生命和生活质量需要有所取舍的两难抉择。

是最大限度地救治生命，还是冒一定的风险，尽量保障以后的生活质量，不同的人，定会有不同的选择。

该事件中的医生患者李某，没法接受自己股骨头坏死的事实，但更应该问一下自己的是，那你能接受自己失去生命的事实吗？

医院是否该为医生患者李某的股骨头坏死负责，关键要看医院治疗决策时，有无征求患者或患者家属的意见。如果是患者家属已经知情同意，医院无需担负任何责任。毕竟，医学本身就不完美。

作为医生，您持李医生向曾经救治自己的医院讨要说法吗？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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