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细胞癌（HCC）的主要病因包括慢性丙型肝炎和乙型肝炎病毒感染（HCV、HBV）、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和酒精相关疾病（ALD）。需要基于人群的病因特异性HCC发病率和时间趋势来改善HCC的控制和预防。

一项新的综述表明，HCC的病因因种族/民族而显著不同，这种差异可能需要对不同人群进行特定的干预。相关结果于9月5日在线发表在Clinical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上。

HCC发病率各不相同

据悉，HCC占美国肝癌的78%且高度致命，仅18%的患者能存活5年。自2000年以来，每年约确诊25000例HCC新病例，发病率增加了48%。

迄今为止，描述HCC因果因素相对负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医院的系列研究。这些研究通常只使用比例，而没有考虑潜在风险人群的规模，从而限制了由此产生的流行病学信息。此外，基于医院的系列受到选择偏倚的影响，这些偏倚植根于转诊和医疗保险覆盖模式，这可能会使边缘化亚群体的数据限制长期存在。HCC是一种癌症，对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群以及移民、退伍军人和被监禁人群的影响尤为严重，所有这些人群在临床研究中都很难捕捉到，因为它们往往偏离典型的医疗保健途径。基于真正包容的（基于人群的）数据建立病因特异性HCC模式和趋势对于制定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那些最脆弱的人群。

在这项研究中，佛罗里达州癌症登记处2010年～2018年报告的14420例HCC病例，分别与佛罗里达州卫生保健管理局提供的住院和出院数据以及佛罗里达州卫生部性传播疾病和病毒性肝炎监测部的病毒性肝炎数据相关联。这种关联使研究人员能够确定每个病例的病因。

佛罗里达州人口的多样性令调查广泛种族/民族群体的HCC发病率和病因成为可能：西班牙裔、非西班牙裔白人、非西班牙裔黑人和非西班牙裔亚洲人/太平洋岛民。在更具体的西班牙裔群体中调查病因：中美洲人；古巴人；多明尼加人；墨西哥人（美国和外国出生）；波多黎各人；以及南美洲人——以及更具体的非西班牙裔黑人——非裔美国人、海地人和西印度群岛人。

结果显示，佛罗里达州男性HCC年龄调整总发病率（AAIR）为9.3/10万，是女性AAIR（2.4/10万）的3.8倍。

在所有种族/民族群体的男性中，波多黎各人的HCC发病率最高（19.6/10万人），这主要是由于HCV率高，而西印度群岛出生的黑人男性的HCC发病率最低（3/10万人）。

在女性中，在美国以外出生的墨西哥女性HCC发病率最高（5.9/10万人），这主要是由于NAFLD发病率高。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女性发病率最低（1.6/10万人）。

主要病因以及按病因划分的发病率

总的来说，最常见的HCC病因是HCV（46.6%），其次是NAFLD（27.2%）、ALD（13%）和HBV（4.4%）。其余是隐源性（7.3%）和其他原因（1.5%），包括血色素沉着症和自身免疫性肝炎。

确诊HCV-HCC的中位年龄为60岁；然而，确诊NAFLD-HCC的中位年龄为71岁。

男性、美国出生者和高贫困地区的居民中，HCV-HCC的比例显著较高。

尽管HCV是大多数人群中HCC的主要原因，但在海地出生的黑人男性和亚裔男性中，HBV是主要原因。相比之下，NAFLD是中美洲人、南美洲人和外国出生的墨西哥男性和女性以及古巴女性HCC的主要原因。

自2017年以来，NAFLD一直是女性HCC的主要病因。

在男性中，HCV-HCC AAIR/10万人在美国出生的少数民族中尤其高，包括波多黎各人（10.9）、非裔美国人（8）和美国出生的墨西哥裔美国人（7.6）。

总体而言，与非西班牙裔白人相比，所有西班牙裔人群中NAFLD引起的HCC发病率显著较高。非西班牙裔黑人男性和女性及非西班裔白人女性的发病率最低。

HBV引起的HCC发病率在亚裔和海地出生的黑人男性中最高。除亚洲女性外，所有种族/民族群体中的女性的发病率都较低。HBV-HCC在美国以外出生的人群中也更为普遍；这些患者的中位年龄最低，为59岁。

ALD引起的HCC发病率在所有种族的女性中都较低，但在波多黎各人、中美洲人和墨西哥男性中却较高。

自2015年以来，HCV-HCC发病率一直在下降（每年-9.6%），而ALD-HCC（+6%）和NAFLD-HCC（+4.3%）的发病率在上升。

接下来该怎么做？

重要的是，本文给出的发病率不仅源于每个人群中每个风险因素的患病率的差异，还源于可能进展为HCC的潜在肝病的治疗差异。因此，HCC差异是风险因素的结果，也是获得优质医疗保健的结果，这加剧了现有的差异。例如，抗病毒治疗和/或移植的不同比率，直接影响HCC的发生。

该项研究显示了特定人群中不同的HCC发病率，并提供了关于哪些人群可以从强化HCC筛查、治疗和潜在肝病监测中受益的重要数据。了解病因特异性HCC对于预测未来HCC负担和制定有针对性的外展和干预计划也很重要。此外，这些原因并非HCC特有，一级和二级预防工作将影响慢性肝病的结果。目前的挑战是确保高危人群接受病毒性肝炎感染检测，并确保所有慢性HCV和/或HBV 感染者接受适当的药物治疗。在这方面，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持续的医学教育工作，以强调遵循当前筛查推荐的必要性，该推荐将优先针对佛罗里达州受影响最严重的种族群体服务地区的医生。其他选择可能包括有针对性的邮件、广播节目公告、教育项目等。

更具挑战性的将是找到靶向ALD-HCC和NAFLD-HCC发病率上升的方法，并阐明西班牙裔人群易受这两种暴露的起源或原因。在这方面，尽管ALD-HCC模式是性别特异性的，这并不表明西班牙裔人的遗传易感性，但与非西班牙裔白人和非西班牙裔黑人相比，西班牙裔男性和女性的NAFLD-HCC发病率明显更高。

总之，HCC的模式和趋势非常复杂，通过病因对其进行监测对于更好地控制和预防这种具有挑战性的疾病，至关重要。

references：PINHEIRO PS, JONES PD, MEDINA H, et al. Incidence of Etiology-specific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iverging Trends and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by Race and Ethnicity[J].Clin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3,S1542-3565(23)00666-3.
https://www.cghjournal.org/article/S1542-3565(23)00666-3/fulltext.
doi: 10.1016/j.cgh.2023.08.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