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启动至今已逾七年。七年间，为寻找“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中国式解决方案”，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国家投入了大量公共财政，付出了巨大改革努力，取得了一些明显的阶段性成就。医改作为世界性难题，我国医改也是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下面我们一起看看外媒的评价——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6月5日报道，城市公立医院改革是中国医改的重头戏，目前正在100个城市试点，并很快将推广到200个城市，目标是改革医院的运作模式，特别是成本/收入制度。重点放在禁止抬高药品价格、降低医疗检查成本，以及提高如外科手术等医疗服务的价格。这给各大医院实现收支平衡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在政府补贴继续只占医院收入8%的情况下，一些医院员工显然对此心存疑虑。然而与此同时，患者却从这项改革中获益。几位中国专家的研究发现，厦门两所三级医院自2009年开始收支改革以来，不管是参加了医保还是未参加医保的病患，就医成本都有所下降。其他研究证实，就医成本降低主要由于药价下降。

还有一些改革措施也在进行当中。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正在推行一个计划，致力于降低数种治疗严重疾病的专利药物价格，该计划将减轻地方政府的议价负担。与此同时，中国70%左右的地市将试点分级诊疗制度，此举有望降低三级医院的服务需求压力。目前三级医院明显压力过大，它们可把一些病人转到层级较低医疗机构。

报道称，如今谁来承担医疗服务成本的问题凸显出来。随着非传染性疾病（如糖尿病）患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再加上人口老龄化问题，医疗成本一直在升高，而且将来会越来越高。城市化进程也使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水涨船高。中央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困难是一方面控制病患就医成本，另一方面免除医疗机构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问题尤为突出，他们面临过度举债的困境；因此，医院相当大部分的收入必须来自病患交费。

公立医疗体系仍然是承担医疗服务的主体，但系统内的医生收入明显过低。医疗服务能否既可持续又在病患承受范围内，还是说这只是两个完全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有待这一轮医改提供答案。如果这些改革措施试点成功，那么在今后中长期时间内，另一轮政策改革可能会把重点放在提升医疗系统的吸引力、汇聚高层次人才上。

以上外媒的观点，您赞同吗？

外媒也提到了“系统内的医生收入明显过低”问题。的确，与“以药补医”的弊端相关联的制度安排，是我们医药体制中长期存在的医务劳动价值的缺陷性低估。我们必须要在破除“以药补医”体制的同时，合理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回报。西方国家医务人员的职业收入比社会平均职业收入一般要高出2到4倍。

只有通过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重构医疗经济价值链条，合理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创造，才能恢复广大医务人员作为生命天使的职业尊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一书中指出：“我们把身体健康委托于医生，像这样重大的信用，决不能安然委托给卑微不足道的人，因此，他们所得的报酬，必须足以保持他们堪此重任所必要的社会地位。”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医疗制度牵涉每个人、每个家庭。既涉及政府、个人和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合理性，又要顾及社会资源的高效利用，不至于浪费和滥用。最重要的是，医疗制度之所以需要不断改革，是因为在今天的世界，医疗体制涉及人的基本权利——健康权的实现。

医改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我们一直在路上。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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