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新医改已经迈入了第七年，但仍有很多问题待解。基层医务工作者实际人数离需求人数差距还很大，分级诊疗开展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对此，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认为，医改在中国更是一个社会转型和公共治理转型的问题，通过公共治理让医生流动起来或为医改注入新活力。

市场经济带来财富的增加，但社会也存在阶级固化、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虽然医改是个具体的领域，但在中国更是一个社会转型和公共治理转型的问题。”朱恒鹏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经济增长带来好处同时也有不利之处，社会分层带来潜在社会冲突，医改存在各利益方的博弈，这个过程要求公共治理必须要转型。

而如何通过户籍、编制等社会问题让医生流动起来，缓解大医院人流压力、让社区医院发挥基层把关作用，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震提出，家庭医生或为医改的金钥匙。

他认为，社区医院应该提供和大医院差异化的服务。社会发展以及医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疾病谱的改变，能治好的急性传染病少，治不好的慢性疾病多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不一定是治疗，更多的依赖于健康的管理。但医院提供的多是治疗服务，大医院和小医院的服务同质化，社区医院又没有大医院的人才和设备支持，人们倾向于去三甲医院看病情有可原。

王震说，现代社区的特征是网络化。流动性，行政化和机构化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难以满足需求。要构建以人为本的现代治理模式，以居民需求为中心的调整供给结构。以医生为中心来重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符合这种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特点的卫生服务应该是个体化而非机构化，要建立新的人才评价机制，要实现社会化人才流动。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要有一个宽厚的社会层，这个社会层由社会组织构成，很多矛盾能在此化解。

今年6月份，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计委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今年在200个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明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0%以上；到2020年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体人群。在此之前，已有多地试点，例如上海推出了“1+1+1”签约服务制，即居民在自愿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签约的基础上，再选择一家区级医疗机构、一家市级医疗机构进行签约，形成“1+1+1”签约医疗机构组合。

上海市决策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医改办副主任许速认为，大数据能把宏观问题量化，为微观的解决方案提供参考。通过大数据建立了评价机制，标化工作总量，形成了财政补偿机制。同时，对于家庭医生薪酬，根据总体工作量结构、每个工作量单价，量化家庭医生年收入。量化中看到执行力的情况，有利于家庭医生签约制的推进，实现多劳多得的鼓励制度，让家庭医生与专科医生相比具备核心竞争力，吸引更多人才。

培养家庭医生的最终目的是要让他们有专科医生不具备的沟通能力，做到“上医治未病”。比如说，健康管理师对病人进行管理时，除了对有些特别严重的高血压患者指导要不要去看全科医生，还会建议患者做什么运动、饮食、心情来保证疾病平稳。在治疗之外更多进行健康管理，是家庭医生的责任之一。

同时要提高居民的就医“品味”，让他们感觉到与家庭医生签约就如同加入了一个高级俱乐部，营造拥有家庭医生是一种时尚的社会氛围。

我们应借鉴其他国家全科医生与患者的沟通技巧，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大多数国家社区卫生服务从诊疗环境到沟通方式，都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化安排。希望我国未来的家庭医生，能够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医疗大国，医疗强国。

（环球医学编辑：王英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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