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我国有执业医师（含助理医师）246.6万，其中仅有3.9%的是儿科医师，而有占全国总人口近17%的儿童需要他们的服务。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所做的一份调查表明，比照欧美发达国家1比1000的标准，我国儿科医师的缺口至少有20万。在这样的背景下，儿童看病难的问题日益凸显。

重视儿科医师、改善待遇才能吸引人才

“儿科有三高：高危人群、高危科室、高危工种”。说起儿科医师的职业环境，一位医生引用这样一句圈内流传的说法。他说，人们往往只看到儿科医院常年排着的长队，抱怨挂号难、看病累，却少有人关注儿科医师的生存状况和职业感受。“每天八小时不间断，看100多个病人，谁吃得消？”

“反复就诊多、急诊多、病情变化多，花在一个儿科病人身上的时间绝对不会少于给成人看病的时间，甚至是成倍的工作量。”当了30多年的儿科医师，复旦大学副校长、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对此深有感触。

“儿科医师风险大，任务繁重，个人发展空间小，工资待遇不高”，这些看法在医务界带有普遍性。医学院毕业生大多觉得这一行缺乏吸引力，不愿意做儿科医师。

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相关负责人指出，儿科医师执业环境的风险的确很大。儿童身体发育尚不成熟，病情变化快，又不会用语言准确表达疾病的临床表现，更需要儿科医师全面调动医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做出分析判断。

据悉，目前北京儿科医师匮乏的情况就很有代表性：北京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共有儿科医师1048名。其中，两大儿童专科医院医师（含助理医师）总人数仅为700余人，而2012年全年门急诊人数为468.8万人次，出院总人数为70070人次，很多医院儿科医师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几乎没有周末休息时间。

由于儿科是大门诊、小病房，病人主要集中在门诊上，治疗上大型设备检查的数量占比极低，直接导致儿科医师收入通常比其他科室差很多。同时，相对大内科、外科等科室，医师在科研方面也不容易出成果。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会长朱宗涵认为，谈儿科医师紧缺这个问题，首先要重视儿科和儿科医师的贡献，改善儿科医师的待遇，使之能够享受到与儿科医师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相匹配的收入，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从事儿科工作。”

另外，记者从首都儿研所网站了解到，关于我国儿科医师，该所病毒研究室主任钱渊的看法是，除了数量严重缺乏，水平也参差不齐——学历为本科以上的儿科医师，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专科医院和大型综合医院的儿科。而乡镇卫生院的儿科医师本科学历仅占3.9%，大专学历占28.8%，中专学历占54.2%。还有相当一部分医疗单位没有儿科医师，是由普通内外科医师兼顾诊治儿科患者，医疗水准令人担忧。

医院和社区双向转诊值得探索

“儿童就医难的问题，除了儿科医师少，缺少合理的就诊模式也是一个方面的问题”。朱宗涵指出，现在大多数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不论大病小病只有去儿童医院才放心，这直接导致了儿童专科医院人满为患。

北京市卫生局统计数字显示，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研所2012年门急诊人数和出院人数分别占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儿科就诊量的46.5%和51.3%，集中就医加剧了儿童专科医院挂号难、住院难等问题。

如果所有综合性大医院都开设儿科门诊，能缓解儿童看病难的问题吗？朱宗涵的回答是，应该能缓解一些，问题是上哪儿去找那么多儿科医师？此外，综合医院儿科是医院内的一个科室，缺乏相应的符合儿科特点的各类影像诊断、生化检验、儿科ICU、儿科麻醉、儿科急救等专业的支持，也难以培养出高质量的儿科医师。

事实上，北京各大综合医院每天多达5000人以上的门诊量，很难有精力去发展儿科建设。另外，让家长带着患儿去拥挤的大医院看病，还存在一个交叉感染的风险。

“有效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发展社区儿科医师服务，培养让患儿家长信任的社区儿科医师，建立专科儿科医师和社区儿科医师的双向转诊模式”，朱宗涵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模式。

据介绍，美国约有80％的儿科医师在社区看病，只有小部分疑难重症患儿才转诊到儿童医院。

“一名医学院毕业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儿科医师，需要5～10年，这就是说，目前全国性的儿科医师的短缺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相关部门至今还没拿出过可操作的近远期规划”。朱宗涵显然很着急。

国外儿科医师什么样？

德国的医疗服务体制比较完善，儿童更是能得到周全良好的医疗保健服务。全德国18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约1500万，有儿科医师1万多人。其中有近6000名儿科医师工作在4580个私人儿科诊所里。首都柏林的儿童、青少年医疗条件得天独厚。在330万人口的柏林，有6家大型专科儿童医院和240家私人儿科诊所，共有儿科医师700多人，儿科医师与儿童的比例为500比1。儿童就诊的过程通常是：一般的感冒发烧，头疼脑热拉肚子或者例行检查只需到私人医生诊所就诊。患儿可以选择离自己家近的或者是自己喜欢的诊所，如果不满意，可以随便换到其他诊所就诊。如果诊所医生根据病情认为有必要转诊，患儿再转诊到儿童医院。急诊患儿也可直接到儿童医院就诊。

在德国去医生那里看病要提前预约，这样预约定下的时间专属于预约者，医生也没有时间压力，特别是对待儿童患者，可以耐心细致地了解病情，根据患儿的各种心理和生理状况给予很好的咨询。在遇到流行病发作期或有疫情时，很多家长都把私人医生请到家，尽量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

在德国，医学专业学制一般是6年，毕业后获医学博士学位，并需要在公立医院工作至少2年，才可正式开业行医。而要成为一名儿科医师除了6年医学院的专业学习外，还需要具有最少5年的医院实践经验。儿科医师属于专科医师，不论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很高。

而俄罗斯的儿科医学教育，在世界上是久负盛名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圣彼得堡国立儿科大学。该大学始建于1925年1月7日，既是世界上第一所，也是俄罗斯唯一一所专门培养儿科医生的高等院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该校招生名额只有500～600人左右，1949年起，该校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1951年成立了儿科医生进修系。迄今为止，共有1万多名儿科医生在该校进修，培养了4万多名儿科医生。

2012年起，该校正式被命名为圣彼得堡国立儿科大学。除了承担培养儿科医生任务外，该校还是一个具有众多医学科室的医疗单位，医院不仅被用作学生进行实践的基地，而且还是在全俄都很权威的儿科医疗机构，这里具有强大的科研基础，还具有历史悠久的列宁格勒儿科学派传统，医院有咨询和诊断中心、门诊和20多个科室的住院部，有815个床位，每年10万名儿童可以在这里得到专业的医疗救助。

重设“儿科方向”教育专业能解决问题吗？

如何破解儿科医师荒？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从1998年开始国内医学院陆续撤销的儿科学专业，希望从医学教育中寻求解决之道。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重新开设全日制本科“临床医学儿科专业方向”，面向全国招收30名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学方向的本科生，并打通“本硕连读”。一些医学院校也主动开始了探索。这些改革举措也激起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究竟怎样才能培养一名优秀的儿科医师？

“回到1998年，回顾当时教育部为什么要撤销儿科系，无非是希望在校医学教育能够赋予学生宽广的视野、综合的能力。”桂永浩说，从现代医学教育培养模式来看，大致有三个阶段：医学院学习；毕业后教育；进入职业后的终身培养。而在校医学教育，主要是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临床医师所必备的基本素养、素质、基础知识、基本能力、思维方式、眼界等等，首先应该是一种“宽口径”的培养。

桂永浩认为，从医学教育的角度来讲，开设儿科专业方向可以探索、尝试。比如，可以在在校学习规划中多增加一些能够接触儿科临床、接触儿科病人，了解儿科学科新发展的实践和课程设置，培养对儿科的兴趣和热爱。“但这不等于在大学培养儿科专科医师，培养出来的还应是具有综合素质的医学生。”桂永浩强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黄钢此前也表示：“教育部当时作出取消儿科学专业这一调整的主要考虑是，临床专业学生应先打好基础，其后再进行某一专业领域的深入学习。事实上，我们此次招生计划调整依然兼顾了教育部的这一培养思路。我们新设的是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学方向，而不是独立的儿科专业。”黄钢说，单设儿科学专业使学生只注重儿科专业知识，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桂永浩透露，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计划明年开展儿科专业方向的培养试点。他同时提醒，恢复儿科专业方向，并非解决儿科医师紧缺的根本之道。更应引起关注的是，医院现行的管理机制、配套政策对儿科学科的发展不利。

“如果医院的管理机制不调整，儿科医师的职业环境不改善，培养再多人才进入儿科临床工作后，又能怎样？”桂永浩说，“一面在培养，一面在流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是一项系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