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卫生和计生委通报，沪皖发现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在通报所附“疫情答问”中，卫生和计生委自问“上海的两例确诊患者均于3月上旬死亡，为什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3月31日才公布疫情”，而其回答说，H7N9禽流感病毒是全球首次发现，尚未纳入我国法定的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依法办事按理没错，但这可能并不能打消公众疑虑。卫生和计生委自问自答，说明它意识到了公众可能的疑虑所在。

上海最早病例是2月19日发病，3月4日经抢救无效死亡；另一例2月27日发病，3月10日死亡。从发病到公布有42天之久，从第一例死亡到公布也相隔了27天，人们的疑虑是：向社会公布疫情为什么不能更早一点？

一个可能的参照，是2009年先发生在我国香港与内地的流感疫情。当年4月30日，一墨西哥男子抵港被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特区政府5月1日晚即公布疫情，将疫情戒备级数由“严重”提升到最高的“紧急”。到5月13日，山东省确诊一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卫生部也立即发出通报。

两次疫情相比较，我们会感到，政府前后的反应是颇为不同的，2009年反应快，此次反应可以说是十分地慢了。可以理解的是，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是登记在册的疫情祸首，诊断有据可查；而H7N9禽流感病毒是世界首次发现，准确判断疫情有一个过程。

说本次H7N9禽流感疫情属“依法”向社会公布，是根据《传染病防治法》，H7N9禽流感病毒并未列入我国传染病分类目录，不属于“法定传染病”，一系列管理制度也就不适用于它。上海3月29日将病例标本送京，有关机构分离出H7N9禽流感病毒，卫生与计生委3月31日再向社会公布。看起来，也不能算慢。但事后我们回头看，凡属传染病疫情，疫情公布自是越快越好。现代社会具有人群聚集、流动性大的特征，高度契合传染病疫情的人际传播。越是不明新疫情，其不确定性越大，政府越要早公布疫情，让各方面早作准备。从这种意义上说，把那些可能的新疫情纳入法定传染病分类目录，加快依法公布疫情，显得意义重大。

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本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将“其他传染病”列入法定目录，并予公布。但这样做似乎暗含某些前提，即疫情必须被确定为传染病，而这似乎又需要分离出病毒元凶。当年就是受制于这些前提，非典一度错失受控的机会，直到疫情相当严峻，我们才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特别适用疫情报告、通报和公布制度。

疫情报告公开，一般是以及时、准确、完整为原则，现在的矛盾是，哪个是第一原则，是否要到所有原则具备才向社会公开。考虑到不确定疫情对公共健康潜在的风险，合理的做法应是提醒公众有所预防，政府可能通过预警分级，降低公众不必要的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