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7N9禽流感病毒肆虐的日子里，一项发表在《科学》杂志的研究报告将中国的科研人员推向了风口浪尖。报告称，我国病毒学家利用高致病性但不易人际传播的禽流感病毒H5N1与易人际传播的甲型流感病毒H1N1重配成127种“超级”流感病毒，其中5种具有在哺乳动物之间传播的能力。

学术界对此文是否公开发表有很大争议，就人造流感病毒乃至其他人工病原体的研究究竟是应该提倡还是必须限制？这类研究到底有何潜在风险与现实用途？支持方与反对方展开了一番激烈的辩论。

反对方：同类研究曾遭雪藏

两年前，美籍日裔科学家河冈义裕团队和荷兰科学家Ron Fouchier团队公开报告H5N1禽流感病毒的血凝素（HA）基因被人工引入4~5个突变后已能在哺乳动物雪貂中传播的研究结果。随后，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NSABB）及时介入，建议暂缓发表上述论文。直到次年，经过密集协商，NSABB表决全票通过才允许河冈义裕论文全文发表。

就在我国研究报告发表的次日，英国《独立报》以“令人震惊的不负责任行为：资深科学家谴责中国研究人员创造流感病毒新毒株”的头条新闻表示批评，新加坡门户网站inSing.com也以“中国制造的流感病毒杀手”为题加以报道。

英国政府前首席科学顾问Robert May指出，在实验室创造人传人的高危病毒无论如何都不是明智的抉择，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支持方：这是不熟悉流感病毒传播文献的科学家基于不完整的知识所作的判断

对于人造流感病毒研究的争议，并非因为中国科学家的参与而招来不满。国际著名病毒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Vincent Racaniello表示，“一项非常出色的实验却得到若干外行科学家的恶评，这确实令人遗憾，我只能假定这是不熟悉流感病毒传播文献的科学家基于不完整的知识所作的判断。我甚至怀疑他们在发表评论前是否看过该论文的全文。”

即使“双重用途”安全难控，但也不能因噎废食

200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就曾发表题为《恐怖主义时代的生物技术研究》的报告，提出改善政府对“双重用途”（dual-use）研究的监督建议。即对人类既有益（应用恰当）又有害（应用失当）的研究。

今年3月，美国白宫发布了一项旨在加强对可能具有双重用途的研究项目进行定期监督的新政策。若进行的研究项目定期评估确认为双重用途研究，就必须制定降低风险的计划，并采取降低风险的措施。

有了之前基因工程的借鉴，我们面对流感病毒及其他病原体的研究时，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遍地开花”，而应该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仅允许具有特定资质的单位开展研究。

反对人造流感病毒的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天然变异病毒的进化则“潜移默化”，必须经年累月才能完成，而人工变异病毒的进化“一步到位”，所用时间可以用天数来计算。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因为即使科学家不制造新病毒，恐怖分子也会制造新病毒。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未雨绸缪。

正如Fouchier所说，“一种病毒越危险，就越应该去研究。我们需要更多的安全措施，但这不意味着就停止研究，而是应该尽可能降低安全风险，让这种风险变得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