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蚕食大家的健康，例如心脑血管健康，已经是定论。但是，每种生活方式，对初次发生心脏代谢性疾病、继续恶化为心脏代谢性多发病以及最终生命消失这一过程中，每一阶段的不良影响力有多大，尚且未知。

2021年9月，发表在《Eur Heart J》的一项研究，在约46万中国成人中考察了5种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力。

不良生活方式心脏代谢疾病风险大 但对疾病进展不同阶段的影响缺乏研究

合并多种疾病可降低生活质量，增加医疗资源使用，正在成为全球的健康威胁。心脏代谢性多发病是最常见的多重病症的特征之一，为两种或三种心脏代谢性疾病共存，包括糖尿病、缺血性心脏病和卒中。

尽管生活方式因素和单一心脏代谢性疾病之间的相关性，已得到确认，但生活方式因素和心脏代谢性多发病之间相关性的研究，数量有限。一项纳入16个队列的总共包括120813名欧洲和美国成人的汇总分析表明，在无心脏代谢性疾病的人群中，体重指数（BMI）每增加5 kg/m²，心脏代谢性多发病的比值比为1.9（95%CI，1.8～2.3）。另一项在护士健康研究（Nurses’ Health Study）和健康专业人员随访研究（Health Professionals Follow-up Study）中进行的分析显示，有3个或以上健康生活方式因素的2型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疾病风险，仅为无健康生活方式因素患者的一半。

一般来说，既往研究或考察了生活方式因素对无任何心脏代谢性疾病参与者患上心脏代谢性多发病的影响（不考虑单一心脏代谢性疾病的中间进展），或调查了生活方式因素对单一心脏代谢性疾病或心脏代谢性多发病患者预后的影响。这些研究虽然肯定了生活方式因素的影响，但仅关注疾病某一个阶段的分析，比较生活方式因素对单一心脏代谢性疾病前后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困难。

只有一项研究调查了英国职业队列中生活方式因素对心脏代谢性多发病进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活方式因素对从首个心脏代谢性疾病至心脏代谢性多发病过渡的影响，大于对从无心脏代谢性疾病至首个心脏代谢性疾病的过渡的影响。这种结果是否适用于不同遗传和环境背景下的其他人群，值得进一步研究。

此外，大多数针对生活方式因素和心脏代谢性多发病的研究是在西方人群中进行的，这一人群中，出血性卒中的比例显著低于中国人群。由于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的发病机制和危险因素不一样，因此生活方式因素与心脏代谢性多发病的相关性，估计在中国人群中的效果可能有所不同。

约46万中国成年人研究：5种不良生活方式 对疾病演变每一阶段的影响都不相同

发表在《Eur Heart J》的该项研究，调查了生活方式因素对从健康的状态至患上首个心脏代谢性疾病、随后患上心脏代谢性多发病以及进一步死亡的潜在影响的差异。

研究人员使用了来自中国Kadoorie生物样本库的461047名30～79岁基线无心脏病、卒中和糖尿病的成人数据。

心脏代谢性多发病定义为2种或3种心脏代谢性疾病共存，包括缺血性心脏病、卒中和2型糖尿病。研究人员使用多级模型，分析高风险生活方式因素（当前吸烟或因病戒烟、当前过量饮酒或戒酒、饮食不良、缺乏运动和不健康体型）对心脏代谢性疾病的影响。

中位随访11.2年，87687名参与者发生至少一种心脏代谢性疾病，14164名发生心脏代谢性多发病，17541人随后死亡。

结果显示，在从健康到首个心脏代谢性疾病、再到心脏代谢性多发病、再到死亡的所有转变过程中，5个高风险生活方式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但程度不同。

从健康状态过渡到发生首个心脏代谢性疾病，从首个心脏代谢性疾病过渡到心脏代谢性多发病，每增加1个因素，风险比（95%CI）分别为1.20（1.19，1.21）和1.14（1.11，1.16），从健康状态、首个心脏代谢性疾病和心脏代谢性多发病至死亡的风险比分别为1.21（1.19，1.23）、1.12（1.10，1.15）和1.10（1.06，1.15）。

当研究人员进一步将首个心脏代谢性疾病分为缺血性心脏病、缺血性卒中、出血性卒中和2型糖尿病时，发现即使在同一过渡阶段，生活方式因素在疾病特异性过渡中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因此，假设因果关系存在，该项研究结果强调，将综合生活方式干预纳入健康管理和心脏代谢性疾病管理中非常重要。

不良生活方式对中年人的影响 比老年人还大

这项针对近50万中国成人的前瞻性研究发现，在从健康至患上首个心脏代谢性疾病、再到心脏代谢性多发病、再到死亡的所有疾病过渡阶段，5种高风险生活方式因素，即吸烟、饮酒、饮食不合理、运动不足和不健康体型，发挥重要作用，但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与从首个心脏代谢性疾病至患上心脏代谢性多发病相比，生活方式因素对从健康到发生首个心脏代谢性疾病这一过程的影响更大。此外，相比于老年人，生活方式因素对中年人发病率结局（即从健康至首个心脏代谢性疾病和从首个心脏代谢性疾病至心脏代谢性多发病）的影响更大。

当研究人员进一步将首个心脏代谢性疾病分为4种单独的心脏代谢性疾病时，即缺血性心脏病、缺血性卒中、出血性卒中和2型糖尿病，发现即使在同一过渡阶段，生活方式因素在疾病特异性过渡中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总之，这项针对中国成人的大规模前瞻性队列研究揭示，生活方式因素对从健康至患上首个心脏代谢性疾病、随后进展至心脏代谢性多发病以及进一步死亡各个阶段的影响不同。该项研究结果进一步增加的证据表明，如果观察到的相关性具有因果关系，则将综合生活方式干预纳入到健康管理和心脏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在老龄化和多病时代，生活方式干预在心脏代谢性疾病的发生过程中具有巨大预防潜力。

不过，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考察遗传易感性是否会改变生活方式因素对心脏代谢性多发病进展和预后的影响，并且哪种心脏代谢性生物标志物或可影响生活方式因素的作用。

（选题审校：田盼辉 编辑：常路）
（本文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翟所迪教授及其团队选题并审校，环球医学资讯编辑完成。）

参考资料：
Eur Heart J. 2021 Sep 7;42(34):3374-3384.
Lifestyle, cardiometabolic disease, and multimorbidity in a prospective Chinese study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333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