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期间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的使用越来越多。2016年11月，发表在《JAMA Psychiatry》的一项由美国和芬兰科学家进行的研究考察了妊娠期SSRIs暴露与后代言语、学业和运动障碍之间的关系。请看本期多学科讨论组临床药师各抒己见为您梳理本文看点——

重要性：言语/语言、学业和运动障碍在儿童中常见。SSRI暴露是否会影响这些疾病的易感性是未知的。

目的：旨在检测妊娠期SSRI暴露是否与后代青春期早期的言语/语言、学业和运动障碍相关。

设计、地点和参与者：本前瞻性出生队列研究检测了芬兰全国1996~2010年基于人群的数据。样本纳入了845345名孕妇及其单胎后代，这些样本具有妊娠期产妇抗抑郁药使用的数据和抑郁相关的精神疾病数据。

暴露：后代分为3组：15596名为SSRI暴露组，即，母亲确诊为抑郁相关精神疾病并具有妊娠期SSRI购买史；9537人为未用药组，即，母亲确诊为抑郁相关精神疾病但没有妊娠期SSRI购买史；31207人为未暴露组，即，母亲无精神病学诊断或SSRI购买史。

主要结局和测量：从出生到14岁的言语/语言、学业或运动障碍的累积发生率（分别有829、187和285例）。数据采集前制定了所有假设检验。

结果：56340个婴儿被纳入到最终队列中，其中的28684人（50.9%）为男性，48782人（86.6%）为9岁或以下。言语/语言、学业和运动障碍确诊时，儿童的平均（SD）年龄分别为4.43（1.67）岁、3.55（2.67）岁和7.73（2.38）岁。与未用药组的后代相比，妊娠期至少购买两次SSRI的母亲的后代，其言语/语言障碍的风险显著性增加37%。SSRI暴露组的言语/语言障碍的累积风险为0.0087，未用药组为0.0061（风险比，1.37；95% CI，1.11~1.70；P=0.004）。与未暴露组的后代相比，SSRI暴露组和未用药组的后代的这些障碍的风险都显著性增加。对于学业和运动障碍，SSRI暴露组和未用药组的后代没有差异。

结论和意义：妊娠期SSRI暴露与言语/语言障碍风险的增加相关。本结果对于理解SSRI和儿童发育之间的相关性具有意义。

多学科讨论记实：

仅在妊娠期间购买至少2个SSRI处方的母亲的后代中观察到发现。这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与仅买药1次的女性相比，这些女性在妊娠期间更有可能服用这些药物，并且暴露时间更长、SSRIs数量更多。在整个样本中，不考虑购买次数，与无SSRI使用或精神病确诊的母亲的后代相比，妊娠期间使用SSRIs的母亲的后代中，以及未服用SSRIs的确诊有抑郁症或其他精神疾病的母亲的后代中，言语/语言障碍风险增加。

据我们所知，没有考察母亲SSRI使用与后代临床言语/语言、学业或运动障碍之间相关性的既往研究。大多数使用认知评定量表和运动结局的研究显示，与母亲抗抑郁药物使用无显著相关性。SSRI暴露和后代认知与运动结局的大多数研究，未报告显著相关性。但是，既往发现与当前研究发现的比较受到限制，因为既往研究中的儿童常在更小的平均年龄时被评估，按评定量表而非临床结局进行评定，并且通常源于较小样本。

本研究的优势包括：大型且基于人群的出生队列的使用、妊娠期间SSRI购买数据的前瞻性收集、纳入未服抗抑郁药的确诊抑郁症的母亲组比较，以及纳入其他已知混杂因素的广泛全国注册数据库的使用。因此，不太可能有确定和回忆偏倚，指征或其他协变量的干扰可能性低。

本研究也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尽管研究人员纳入了未接受抗抑郁药治疗的确诊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母亲的比较组，但无法排除母亲抑郁症严重程度作为购买SSRI多于1次的母亲中，童年言语和语言障碍增加的一个解释。其次，研究人员也强调，由于本研究为观察性，并非基于随机临床试验，因此有残余混杂的可能性。第三，由于诊断数据基于芬兰特别健康服务而非初级治疗，可能漏掉了一部分轻度认知和运动障碍的儿童。第四，SSRIs治疗的母亲中就医行为增加，可能是因为与无SSRI使用者相比，该组中观察到的疾病更加确定。第五，与其他基于人口注册的研究相似，无法确定服用的购买药物。最后，本研究的效应量小。

英文链接：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7732704

（选题审校：安雅晶 编辑：吴刚）
（本文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翟所迪教授及其团队选题并审校，环球医学资讯编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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